　　对此，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姜启波、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指出，由于司法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难以简单地以经营数额、获利数额等作出“一刀切”的量化规定，因此对于是否达到入罪标准，需要综合经营者经营成本变化、涨价幅度、经营数额、获利数额、社会影响等情况，同时考虑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作出妥当判断。

　　例如，行为人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或者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异常波动的防护用品、药品或者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哄抬物价的，就较之一般的单纯哄抬物价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对前者更应当进行刑事惩治。

　　此类案件表现为在经营活动中“牟取暴利”。是否“牟取暴利”如何判断？前述两高研究室负责人指出，既要考虑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关于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又要坚持一般人的认知标准。

　　“对于虽然超出有关价格管理规定，但幅度不大，违法所得不多，对疫情防控没有重大影响、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应当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可以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相反，对于利用物资紧俏的‘商机’，坐地起价，牟取暴利的，则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两高研究室负责人说。

　　记者梳理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严惩哄抬物价典型案例发现，几起案例中不法分子都是在短期内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抬高防疫物资价格。

　　例如，山东的曹某将防疫前销售的每只0.16元至0.28元的口罩上涨至每只10元，上涨幅度高达近50倍；在上海的谢某非法经营案中，谢某将以每盒5.125元购入的口罩一周内连续涨价至每盒198元，差价高达近193元。

　　此外，最高检、公安部还特别提到转手倒卖熔喷布、层层加码、牟取暴利的行为。熔喷布被称为口罩的“心脏”，由于其生产条件要求高，短期内扩产慢，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哄抬倒卖，导致价格快速成倍上涨，甚至出现“求料无门”“机器等布”的情况。

　　最高检、公安部发布的案例中就有这样一起案例。犯罪嫌疑人文某将每吨成本不足2万元的熔喷布以每吨18万元的价格卖给饶某。饶某拿到熔喷布后，随即转手倒卖给了广东、江西和福建的4家口罩生产企业，价格则提至每吨30万元至38万元不等。

　　“哄抬熔喷布价格的，多数是中间转手倒卖、趁防疫之机‘大捞一笔’的不法分子。”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俭、公安部二局局长高峰指出，“这些人专门针对急需短缺物资哄抬价格，入场‘吸血’，今天针对熔喷布，明天又有可能针对其他物资。在当前防疫关键时期，对于这种严重悖离天理国法人情的行为，必须依法严惩，以儆效尤。”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