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律师苏村野认为，每个月给丈夫规定零用钱，这种方式本身不是家暴，每个家庭的经济管理方式不同。如果要上升到是否家暴的层面，就要具体看这种方式对丈夫的影响。有的丈夫开销很小，上班、吃饭都不用花钱，也没有其他消费，可能在威海每月500元都用不了，那么没收工资卡限定零用钱，就不是家暴。如果像张亮一样，妻子没收工资卡、限制消费，对他的生活造成影响，让张亮明显感觉到被控制了，夫妻关系因此受到影响，这就是家暴了。

案例2：

对老婆娃不理不睬在家做“木头人”

前不久，经法院判决，王芳（化名）与丈夫刘强（化名）离了婚。其实，两人之间并没有尖锐的矛盾。用王芳的话说，就是她受不了丈夫常年对她的漠视，对孩子的不管不顾，对家庭的不负责。

结婚之前刘强在外地工作，有一个相处很好的初恋女友，但在父母强烈要求下，他与女友分手回到威海，经人介绍与王芳结婚。王芳的家境很好，婚后，刘强借助妻子的家庭做起了生意，但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刘强总感觉自己就像个“倒插门”女婿，很是抑郁。加上刘强心中一直对初恋难以忘怀，生活中很少关心妻子，也不和妻子交流，经常和妻子分房睡。有了孩子之后，对孩子的教育也不上心。刘强对妻子施加的家庭冷暴力，最终压垮了这段婚姻。

律师说法：

很多家暴诱因是夫妻不沟通

“学会沟通，是开启幸福家庭大门的密码。”对于王芳的遭遇，苏村野解释，其实在婚姻问题中没有完全无辜的一方。很多家暴的诱因往往就在于双方沟通不畅，而语言沟通是最重要的沟通方式，如果夫妻之间一味地沉默、不交流，久而久之，隔阂越来越严重，最终上升为难以调和的家庭冷暴力，就会导致夫妻关系破裂。

同时，从法律层面上说，因一方在精神上恐吓另一方，导致另一方产生恐惧感的，该行为构成精神暴力，受害方有权要求施暴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夫妻双方因家暴被判决离婚的，受害方有权要求施暴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案例3：

女婿丈母娘互殴人身保护令“立界”

今年，广州市民杨先生向天河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被申请人竟是他的丈母娘。杨先生与妻子婚后第6年开始分居，夫妻俩的矛盾使得女婿和丈母娘之间的关系也不断恶化。

杨先生提交了报警回执、派出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病历、收费单据、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材料，证明他头部被玻璃瓶砸伤，头面部多处软组织创伤，眼部挫伤为轻微伤。杨先生申请法院裁定丈母娘搬出现在的住所，并禁止殴打威胁他以及接触两个孩子。

法官审理认为，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杨先生遭受家暴的事实，故支持杨先生的申请。对杨先生提出要求丈母娘搬出现住所的申请，法官查实，杨先生的丈母娘现与其女儿住在一起，杨先生与妻子正处于离婚诉讼中，现已分居，故丈母娘居住在现有住所，并不会对杨先生造成直接人身伤害，且该房屋属于夫妻二人在离婚诉讼中需处理的共同财产，杨先生申请丈母娘搬出其居所，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法官不予支持。再者，杨先生并未提供其丈母娘对两个外孙存在家暴的证据，禁止丈母娘接触外孙，缺乏事实依据，法官也不予支持。

就在法官作出裁定之后的第11天，丈母娘也向法院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申请内容为禁止女婿到自己的住所及住所以外的地方骚扰、辱骂、殴打、威胁自己和家人。为避免双方继续伤害彼此，法官支持了丈母娘提出的禁止女婿威胁、殴打她本人的请求。但丈母娘未提出女婿家暴自己家人的相关证据材料，故法官不予支持其提出的禁止女婿殴打、威胁其自己的家人的申请。

法官说法：

家庭暴力并非只存在夫妻间

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梁夏生表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所界定的家暴，不仅存在于夫妻之间，也存在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即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夫妻关系，家暴受害者也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梁夏生建议，当事人要想成功获得一份合法有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必须要有证据意识。在遭受家暴后，要及时固定证据、收集证据。在法庭上，申请人必须拿出可以证明遭受过家暴的有力证据。唯有如此，法官才能依法为申请者裁定出一份有法律效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据《威海晚报》《广州日报》

妻子给千元零花钱 律师称限制丈夫花钱也是家暴

妻子给千元零花钱律师称限制丈夫花钱也是家暴